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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创新与绿色如何引领新常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人类社会已经或即将迎来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论述集中涌现,角度各异、影响广泛,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第二次机器革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不约而同地密集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把绿色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大力实施“再工业化”和“再制造业化”,加紧布局新兴产业特别是推动信息技术的广泛和深度;应用,以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制高点。
   研究认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主多翼”。“一主”,是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广泛深度应用:“多翼”,是指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的创新发展及其应用。“一主”和“多翼”之间还体现出交叉融合、群体发展的协同效应。目前来看,新一轮产业革命将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从生产方式看,将呈现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本地化、绿色化特征;二是从分工方式看,将呈现制造业服务化、产品链一体化、产业链分工细分化特征;三是从产业组织方式看,将呈现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特征。
   基于以上预期性变化,创新和绿色将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一是全方位创新能力将成为核心竞争力,事关创新能力的人才、技术、标准、信息网络、数据库、软件、知识产权、平台等要素的竞争将更加白热化。二是绿色增长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组成,这是新一轮产业革命将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三是全球产业分工的传统体系可能会重塑,国别经济的成分可能会提高。四是全球产业结构将出现深刻调整。五是国际贸易结构将出现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出口的贸易体系面临挑战,实物贸易比重将会下降。
   准确认识和把握新机遇与新挑战
   新一轮产业革命会给中国的创新和绿色发展战略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当然,机遇和挑战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相互转化,机遇把握不好就变成了挑战,挑战应对得当也会转化成机遇。
   从机遇来看,主要包括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良好要素基础、社会普遍共识等方面。其一,在拓展外部市场空间难度加大以及生产地和消费者相分离的产业分工体系出现变化的背景下,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具备仍在不断成长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而且越发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特征。新消费需求的涌现将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并为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机制。其二,中国的“科技人口红利”正在显现,网络化环境中大量同文化、同语言人口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正在成熟,具有支持自主创新和海外并购的相对充足的资金基础,而且具有相对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很多领域特别是能源领域的技术水平取得明显进步。在诸多与创新和绿色发展高度相关的要素基础方面,中国都已具备较多积累甚至是特有优势。其三,社会共识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中国经济创新和绿色发展共识凝聚期、转型发力期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酝酿兴起期,已经在时间段上高度重合。
   从挑战来看,主要包括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调整、体制机制适应性调整等方面。其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可能对中国的传统竞争优势带来重大影响,从而对现有的产业体系形成重大挑战。一方面,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运用,“无人工厂”“少人工厂”的出现,将深刻改变传统的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式生产模式,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另一方面,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若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取得重大发展,则中国的产业规模优势和配套优势将遇到重大挑战。其二,中国现行体制长期以来更适应赶超型发展要求,在引领型方面的成功实践和积累还较少。要真正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依然面临着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挑战。
   中国创新和绿色发展战略选择
   历史经验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表明,国家的发展既取决于技术进步等因素,更取决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因时因势采取的战略抉择。新一轮产业革命酝酿兴起,主要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再工业化”和“再制造业化”等战略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大规模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谋求竞争新优势,全球经济深度再平衡。因此,立足新常态,迎接新挑战、把握新机遇,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转方向、换思路,必须加快实施创新和绿色发展战略。
   实施创新和绿色发展战略,要实现:以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体制创新等为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的转换;以主动开放、加快融入为突破口,积极参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技术研发、规范制定和战略分工,从被动跟随向主动引领的角色转换;以选择性关键技术发展为支撑,以重点产业和领域为载体,从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相对割裂向高度融合的转换;以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广泛渗透为重点,改造提升制造业部门的产业链、价值链,引领服务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新,从制造业、服务业各自分工发展到一体化发展的转换;以新一代智能化、网络化、低碳化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加强信息化与城市化的深度融合,从传统城市化道路向绿色智慧城市化道路的转换。通过创新驱动和绿色导向,统筹利用国内外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引领经济发展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抓好重点领域的创新和绿色发展
   第一,走高效低碳工业化道路。当前,我国工业绿色转型难度大,工业产品附加值依然较低,技术创新基础依然薄弱,能源领域市场机制不健全,政策法规仍不到位。面向未来,要真正走上高效低碳工业化道路,需要重点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高耗能工业能效;二是调整能源供应结构,显著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三是发展循环经济;四是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显著降低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工业部门或者生产环节的比重;五是促进两化融合,加强能效管理。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标准体系,加大法规和标准的落实力度,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二是促进经济结构实质性、大力度调整,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三是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促进绿色低碳技术成果产业化;四是完善市场交易机制,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市场,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五是构建绿色财税体系,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
   第二,走绿色智慧城市化道路。近年来关于城市发展新理念、新技术、新实践的陆续出现,为我们思考如何解决城市现存问题,以及如何发展新城市提供了机遇。中国的绿色智慧城市化道路包括六大支柱:一是紧凑型城市形态,有利于遏制城市的低效蔓延,降低能源资源环境影响;二是低碳导向能源体系,目前已经具备基础条件;三是可持续交通模式,实现各种交通方式的协调配合,发挥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整体效益;四是绿色低碳建筑,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能源资源消耗,同时使建筑更加宜居;五是智慧水务,目前已有较多应用;六是开放互动的信息化系统,实现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广泛深度融合,提升整个城市的综合效率。为此,关键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紧凑绿色城市化规划;二是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三是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第三,积极发展智能建筑。中国智能建筑发展起步较早,未来空间巨大,但目前名副其实的还不多,也存在不少问题:概念不明确,理论研究跟不上;智能建筑理念尚未贯穿规划、设计、施工、使用的全过程;建筑领域管理机制有待理顺;智能建筑相关人才缺乏等。下一步,要以符合国情、需求导向、着眼长远为基本出发点,破除制约智能建筑发展的各种障碍,推动先进技术、现代服务和管理方式在建筑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最终为人们提供更为安全、舒适、便利、节能的建筑环境空间,实现建筑可持续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加强理论研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理顺管理体制、强化标准建设、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智能建筑快速发展。
   第四,提高全社会能效管理水平。能效是整个能源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被称作“隐藏的能源”“最廉价能源”“第一大能源”。近年来,中国的全社会经济能效持续提高,但依然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70%.从提高全社会经济能效的角度看,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长期以来对能效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能效相关政策在各级政府之间协调难度很大;覆盖整个能源系统的富有竞争、比价合理、可持续的价格体系尚未形成,能效提高的核心动力不足;能效标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公众教育和参与仍显不足。在新形势下,能效提高面临两种“机会窗口”。第一种可称作“传统机会窗口”,主要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及设备来提高能效,是一种“点对点”的方式。这种“机会窗口”长期存在,但相对重要性将会下降。第二种可称作“新兴机会窗口”,在重视技术进步的同时强调管理水平的提升、行为模式的改变乃至观念意识的更新,是一种“系统性”的方式。这种“机会窗口”已经出现,并且相对重要性会不断提高。能效管理综合了技术运用、管理提升、行为改变、观念更新等多种方式,是抓住“新兴机会窗口”的最主要方式。要充分发挥出这些潜力,关键还是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促进能效管理理念传播、促进能效管理技术扩散、促进能效管理市场发展的良好经济社会环境。总的看,在宏观层面重点是抓好“改革、创新、教育”这三个关键词。
   实现中国创新和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是强化全社会创新和绿色发展意识,切实转变观念。在政府层面,要为创新和绿色发展营造一个“正向激励的好环境”,打造一些“反向约束的硬标准”。在企业层面,要有追求卓越和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品牌创造,更加重视能源资源节约,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做有道德的“社会人”。在社会公众层面,要成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洪流中的一员,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二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治理能力。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保政府、市场能够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继续大力度、实质性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严格规范审批行为。加强政府监管能力建设,着力提升常态化监管能力,加快建立纵横联动的部门协调机制,不断加强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监管队伍建设。切实减少政府管理职能交叉重叠,在环保、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能源、交通等领域积极探索大部制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不断提升运用法律、市场、技术等手段的能力,特别是要积极探索、充分发挥互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三是创新财税支持方式,体现绿色导向。调整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整合各类财政性基金,探索建立政府公共引导基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健全多层次财政补贴体系。用好政府采购制度,继续扩大绿色产品采购范围和比重,将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加快推进税制改革,提高税收的绿色化程度。适当选择废气、污水、固体废弃物中防治任务繁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相关污染物,改征环境税或排污税,并适度提高环境税税负水平,进一步完善机动车税收政策。
   四是加大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夯实人才基础。加大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是真正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切实转变“重物不重人”“重硬件轻软件”观念。完善人才激励政策,健全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院所转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激励分配机制,鼓励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技人员从事职务发明创造。更加积极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建立健全海外高端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完善人才、智力、项目相结合的柔性引进机制。
   五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虚实结合”。完善的资本市场和融资机制是新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完善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加大对碳减排项目的金融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开展碳金融产品创新。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支持“众筹”、第三方支付、P2P等创新模式发展。
   六是协调推进多种市场交易制度,发展环保市场。节能量交易、碳排放权交易、可再生能源交易等市场交易制度安排,能够减少能源消耗,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降低污染排放,推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继续开展多样化试点,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探索,并从全国统一市场高度做好顶层设计。研究确定优先序和时间表,确保在2020年前形成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同步推动立法工作,将有关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七是积极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加强合作共赢。围绕“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推进国际合作,更加重视促进绿色技术在一些重大基础设施中的应用。鼓励国内企业、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支持企业、机构或个人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发展。加强各国智库之间的联系,积极鼓励各国智库就创新和绿色发展方面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对话与合作。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 李伟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6年第5期